【意见领袖】詹妮弗·艾森：透明度对小额信贷机构特别重要 （11月13日 PM）

　　对于中国实践有日但始终缺少关键性助推力量的小额信贷事业来说，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及此后的访华之旅（全文详见10月30日出版的2006年第22期杂志封面文章“穷人的银行家”），带来的刺激正逐渐显现出效果。
　　尤努斯在华期间曾建议向民间开放市场，允许愿意从事小额信贷事业者合法从业。获知，尤努斯的这一呼吁，即将在中国获得回应。最近监管当局持续释出政策信号：小额信贷有可能得到来自监管当局的准生证，即发放专门针对特定贫困地区小额贷款的银行牌照。这意味着监管当局将在贫困地区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并将小额信贷机构开始纳入主流金融体系。这将是中国小额信贷事业的一大政策突破。

（全文详见11月13日出版的2006年第23期杂志“小额信贷银行在望”）

　　然而，专家指出，在大门打开的同时，中国各界对小额信贷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仍然存在相当多的理解误区，如果不能达到正确的共识，这次的政策突破变成过去教训的重演也未可能。
　　这些问题包括：贫困人口究竟能否负担较高利率？小额信贷机构如何降低交易成本？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能否及如何引入竞争？监管是否需要一套有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新理念和新体系？推动小额信贷发展是要给优惠政策、提供资金还是其他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11月10日下午，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高级小额信贷专家詹妮弗·艾森在北京接受了的专访。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 总结了近20年国际经验和教训，以拓宽发展中国家内低收入者对小额信贷这种金融服务的获取渠道, 推动小额信贷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MFI）在其所在国家被整合吸纳进入主流的金融体系为其使命。尤努斯教授也是1995年发起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发起人之一，曾在其顾问委员会中任职达十年之久。 詹妮弗·艾森本人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的日常工作包括评估银行、与捐赠组织的代表讨论项目、培训微小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提出微小金融监管的建议等。这次已经是她第14次访问中国。

模式需多元化
　　记者：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中，共有的一些运行机制、基本原则是什么？
　　詹妮弗·艾森：上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国、巴西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项贷款给贫穷妇女、以资助他们开展小规模商业活动的计划开始出现。这些以统一的小组借贷为基础，借贷还款的风险由小组的所有成员承担。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小额信贷计划在为穷人提供贷款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发展，向传统智慧发起挑战。首先，较为优秀的计划中，穷人特别是妇女的还款率很高，这种还款率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还款率。其次，穷人愿意而且能够偿付较高利息，使得小额信贷机构能覆盖成本。
　　这两个特点，高还款率和足以覆盖成本的利率使一些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目标，并且能够覆盖众多客户。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曾经做过一项统计，全世界有7.5亿个小额信贷账户，听起来很多，但实际上存款账户比贷款账户要多。每六个需要小额信贷的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到小额贷款。所以供求之间尚有巨大的差异。大概有25亿人还远离小额信贷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记者：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小额信贷模式有哪些？
　　詹妮弗·艾森：今天，小额信贷机构在模式上的创新非常多，包括个人借贷（individual lending）,小组借贷（group lending）,乡村银行（village－banking），印度的自助小组模式（self-help group model），非洲的社区金融（community-based finance）, 存在于巴西、菲律宾、和南非的手机银行（mobile phone banking）等等。这些林林总总的模式因所处的地域环境（城市或乡村）、小额信贷机构的管理能力、所在国家的不同，对各自不同的客户群发挥作用。
　　目前提供小额信贷服务的机构不仅仅来自于小额信贷组织，也来自国立银行、邮政和储蓄银行（这一部分的比例最大）、商业银行和金融合作体等。但是成功与否的关键，都是要在可支付的成本下，寻找有效的运作方式，能够为众多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服务。
　　CGAP认为，为了缩减供求差异，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接触到小额信贷，许多不同的组织争先恐后地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才是期望，为此需要多元化的解决方案，这也有助于竞争。

利率要覆盖成本
　　记者：尤努斯一直强调小额信贷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利率不能太高，要由借款人、银行、监管当局三方来共同决定。他建议小额信贷的利率不宜高于资金成本加10％ －15％个百分点。你对此如何评价？
　　詹妮弗·艾森：为了维持并提高服务质量，小额信贷机构必须收取足以覆盖贷款成本的利率，否则，小额信贷机构会赔钱。除非持续获得政府或者私人捐赠，小额信贷机构就无法得以维持。问题在于，私人捐赠和政府拨款是靠不住的，而且也不能满足来自全球的需要，商业投资来源却是存在的。因此小额信贷机构必须首先是可持续的，也就是赚取足够其生存的利润，才能够吸引到这些商业投资。
　　从事贷款的小额信贷机构必须要负担三种成本。头两种是资金成本和不良贷款的成本，这两笔都是和借出的款项成比例的。比如说，如果某个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成本是10％，而不良贷款是1％，不管是一笔100美元的贷款还是500美元的贷款，11％的利率都足以覆盖成本。第三种成本是交易成本，它不是和借款成比例的。借出500美元的交易成本和借出100美元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差不多。两笔贷款都需要职员花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去和接待者见面以评估贷款情况，处理贷款发放和还款，以及后续监督。假设每笔贷款的交易成本是25美元，借期为一年。对于500美元的贷款，小额信贷机构要想收支平衡的话，必须要收取\$50+\$5+\$25=\$80，换算成年利率是16％。对于100美元的贷款，要想收支平衡，必须要收取\$10+\$1+\$25=\$36，换算成年利率是36％。乍一看，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利率高得吓人，尤其对于穷人来说。但实际上，这个利率正反映出当单笔贷款额很小，交易成本会显得比较大，因为它不可能比最低值还要低。

小额信贷不等于高利贷
　　记者： 中国有担忧认为，贫穷的农民无法负担高达20％－30％的高利率。 甚至有评论认为，小额信贷浪潮其实就是高利贷的合法化运动。应如何认识高利贷和区分小额信贷？
　　詹妮弗·艾森：正像我一开始就申明的那样，小额信贷取得的最重要的国际经验之一就是，小额信贷的特点就是因为单笔贷款金额小，因而利率可以比较高。穷人愿意也可以担负较高的利率。对于穷人来说，第一位的问题是没有机会享受到金融服务，利率高低反而是第二位的。
　　如果信贷机构持续补贴借款人，它们等于在削弱自己，除非它们持续地接受来自私人和政府的补贴。相比之下，利率足以覆盖成本的小额信贷机构可以吸引商业资金来源，而且可以在不存在稀缺和不确定的资金补助的前提下，实现快速增长。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一定要比一般银行利率更高，才能得以维持，但即使是这种较高的利率，还是要比穷人付给高利贷者和其他非常规资金来源的利率要低，那些利率通常是百分之几百，甚至几千。
　　这并不意味着小额信贷机构收取的所有的高利率都是合理的。有些情况下，某些小额信贷机构，尤其是私人投资的小额信贷机构在控制交易成本方面不得力，导致把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转嫁给借款人。商业可持续只有通过减少成本和追求高效率的运营才能够实现，而不是通过收取市场可以承受的利率。总而言之，不应该把机构低效率的账记在客户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