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汝伦／文
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讲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一人被杀，事后当事人——强盗、死者之妻、死者（通过女巫之口）以及目击者樵夫分别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然而，四个人却有四种说法。最令人吃惊的是，这四个人都在某一点上说了谎。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凶手说谎可以理解，他是为了否认犯罪，但其余三人为何要撒谎？看过电影的人会说：那是因为人性中一个至深的弱点，就是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甚至死者也要为自己辩解，仅仅为了所谓名誉。
这仅仅是我们很难得到过去（或历史）的真相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很多时候人既不是为了荣誉而说谎，也不是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而有意歪曲真相；在许多时候，诚实面对自己并不必然地导致还原真相。例如，史无前例的浩劫，在“大院里的孩子”看来，那无疑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可对于“黑五类”及其“狗崽子”来说，那是使他们“至今犹破胆”的黑暗岁月。不能说这二者谁的叙述是真相，而谁是在说谎，他们只是说出了对于自己而言的事实。这还不是历史的全部。那些至今没有话语权的人的记忆会迥然不同。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史学家也许会说，那是主观的历史回忆，不是真正的历史。但是，如果当事者的感受不是真正的历史，那真正的历史在哪里？
这还只是涉及对过去或历史的感受。如果掺进对历史的解释，问题会更加复杂。历史从来不是照单全收式的纯粹记录，人不可能记住所有事实，记忆从来是有选择的。选择记录什么事实，已经含有记录者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照此推理，客观的历史似乎更加不可能，难怪有“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说法。当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即便如此，还不如把“小姑娘”藏起来为好，可以省却多少麻烦。
人之为人，就在于有记忆。不管是什么记忆，总比没有要好。不同的记忆或记述，肯定要比只有一个记忆或记述要好。因为历史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历史，而是人类的历史。真正的历史从来都是由不同的记忆组成的。允许希特勒具有无可怀疑的智力天赋、外交技能和精明策略，他通过意识和神话的手段向人们提出了拯救的希望这样的记述，并不会使有头脑的人就同情希特勒的命运和事业，因为还有别的记忆和记述在。而不允许任何不同的记忆，只允许一个漫画小丑式的希特勒形象存在，那既是在压制人类记忆又是在制造人类记忆。压制任何人类记忆，都会最终导致对人的压制，因为它甚至不允许人有经验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绝对的美化和绝对的丑化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们都不是出于尊重事实，而是出于要反对什么。这样，历史的真相同样会离我们远去。人们往往在把一个个神拉下神坛后，又迫不及待地供上一个个新的神。这除了使我们变得愚蠢和容易被摆布，没有任何真正的好处，相反，却会使我们面临问题时变得过于简单。如果承认人总会有种种弱点和缺陷，又怎么能相信人类的历史会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方或某一件事上十分完美，没有缺陷？绝对的美化或没有任何负面记述的所谓历史是否可以说是某种欺骗？绝对地美化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样令人感到压抑。儒家的传统主张隐恶扬善，这并非没有它的道理。但实际不可能做到，因为有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记忆，而事实是抹杀不了的。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将不可能有一部客观的历史，或历史没有是非可言？当然不是。原始材料可以被销毁，事实也可以被歪曲和掩盖，对历史的撰写可以被禁止，这些事情在历史上的确一再发生，但人的记忆是无法禁止的。。在这个意义上，实证主义要的那种“客观的”历史的确是个神话。
然而，还可以有另一种客观，这就是相对于人类良知的客观，即人类生活当然之理的那种客观。《左传文公二十五年》有这样的记载：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生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左丘明这个盲人史学家，看到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客观。■
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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