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开放程度加大,不能把为封闭经济做出的理论简单地拿到现在来使用,而需要推敲这一假设在当前是不是可操作的。”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发展的速度对中国的影响。这需要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要深刻认识国情、与时俱进。”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参加年会“2008:预测与战略”时表示。
“对于过去几年国际收支平衡双顺差的程度和发展速度,坦白地说,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周小川表示,2007年是央行对冲外汇占款力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五次调整存贷款利率,十次上调准备金率。因此并不是说2007年对冲力度不够大,而是此前的对冲力度和今年对比相对较弱。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很开放的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总值与GDP的比值已到了0.8左右。“2003年以来,全球化分工、生产外包的速度之快超出各界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在和全球化发展速度赛跑,这一点需要留意。”周小川强调。
周小川称,以往的货币政策理论往往以大国经济或小国开放经济两种假设为前提进行分析,这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当前的情况。“随着中国开放程度加大,我们不能把为封闭经济做出的理论简单地拿到现在来使用,需要推敲这一假设在当前是不是可操作的。”
周小川同时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经验。2003年前两个季度的贷款总量都超过了8000亿元,比2002年增加了近两倍半,这需要马上收紧货币政策,“把过快的增长压下来”。但由于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的影响,给紧缩经济的判断和操作均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致使当年调整准备金率和调控房地产的措施受到了一些批评。
“货币政策是整个经济相互沟通的过程,究竟哪些是有利于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条件,还有哪些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需要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政府换届的年份,对于经济的影响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是我们在今年年末和明年年初需要特别加以小心的。”周小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