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阐述中国金融业改革走向 （9月17日 AM）

 

　　9月16日上午，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年会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阐述了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走向和政策考虑，受到与会者强烈关注。
　　在国际经济失衡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等问题上，周小川与同台演讲的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不时出现观点交锋，也使这场关于“中国与印度金融体制改革前景”的论坛成为一场间接的辩论会。
　　 “中国的政策是清楚的：我们正在逐渐移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周小川说，“我的理解是，在从‘盯紧美元’的汇率制度向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制度’转化的最初阶段，‘货币篮子’的问题可能更加重要；但在随后的阶段，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则会起更加重要的作用。”
　　最近几天来，货币市场对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将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的问题高度关注。对此，周小川说：“如果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剧烈，这说明我们的波动区间还不够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让货币市场供求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浮动区间是必然要扩大的。”
　　在16日上午的论坛上，前美国财政部长、现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提出，在“过晚和过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之间，前者为相关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的多。如果起初抵制改革，而最终在巨大压力之下被迫改革，“那肯定是太晚了。” 尽管萨默斯并未明言，但在论坛的特定语境下，与会者普遍感到他的言论是指向中国。
　　萨默斯还说，人们对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汇率改革的经验教训，存在着两种解读：一种解读是，在市场已有强烈预期的情况下，对货币进行大幅升值，会造成通货紧缩，真实利率极低，为相关国家带来严重问题，因此并不可取；另一种解读则是，在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如果逆市场力量而行，强行操纵汇率，反而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和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二种解读更加准确，对当前的中国政策有相当大的意义。”
　　周小川则在自己的演讲中表示，中国倾向于渐进式改革，汇率改革更是如此。
　　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问题上，周小川指出，中国政府早在1993年就决定进行人民币可兑换改革，既包括经常性项目，也包括资本项目。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威胁，政府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克服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在2002年到2003年间重回改革轨道。
　　周小川说，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的速度快慢与否，与改革所需的条件有关。中国的政策则是逐渐创造条件，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他认为，中国的汇率改革需要如下条件：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保持货币稳定；适当的金融产品的定价；有力保护私有财产权；对对冲基金造成的挑战与冲击有充分准备。
　　周小川表示，人民币可兑换的确切时间表不方便公布，但“2005年中国发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正式文件中把它写进去了，大家可以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
　　在论坛上，新加坡资深外交家、前驻美大使许通美发问：为何美国官员与学者把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亚洲国家的汇率问题，而不检讨美国自己消费过度、储蓄率过低的问题？对此，萨默斯表示，当前的美国财政政策是“国际性的高度不负责任的行为”，近乎于零的国民储蓄率无论对美国、对全球经济，都没有任何好处。在美国自身存在严重“双赤字”的情况下，粗暴向其他国家施压，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站不住脚。但是，国际经济不平衡并非是美国一国的问题，也与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其他地区有关。“因此，我认为双向的解决方式是恰当的。”
　　周小川则表示，中国在解决国际经济不平衡方面的确提出了自己的对策：除了逐渐增加汇率灵活性以外，还包括扩大内需，降低国内过高的储蓄率，进一步取消贸易壁垒，扩大进口，改变过去对外汇“宽进严出”的政策等。
　　萨默斯在演讲中预言，中国和印度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都会出现经常性项目赤字。对此，周小川表示同意。他说，中国的经常性项目在上世纪90年代中很多年都是逆差。近年来出现明显的顺差，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许多亚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不安全感，中国希望通过扩大外汇储备而增加安全感。“像钟摆一样，目前的顺差早晚会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