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谢平：农村金融须分开商业职能和政策职能 （8月29日 PM）

　　 “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来自农村金融之外。” 在8月26日至27日举行的“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说。这些影响农村金融改革成功与否的因素，包括政府间关系及地方政府行为、土地制度、债权人保护、宗教文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以及扶贫和财政救济制度等等。
　　谢平认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以及地方公共财政状况，决定了地方政府是否干预农村金融机构。而地方政府干预表现在一刀切推进产业化，为政绩在新农村建设中建房，通过司法帮助企业逃废债，要求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给政府发展的项目。
　　他说，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应建立多元化、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机构和分层监管体系，同时综合考虑银行、保险和证券的改革，分开农村金融机构的商业职能与政策性职能。目前的扶贫政策往往着眼于项目，对受灾、生病等农户个人的救助不够，农村金融机构承担了财政救济和社会稳定等作用，无法进行商业性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农村金融的主要机构或形式，包括信用社的小额信贷、央行的支农再贷款、农业发展银行的扶贫贷款、农行的贷款、邮政储蓄业务及当地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以上金融活动决定了农村资金的运作模式。
　　央行金融稳定局徐忠研究员认为，对于扶贫贷款，政府扶持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降低信贷风险和信贷交易成本上，而不是只用于支农贷款、扶贫贴息贷款来补贴农村金融机构。
　　“应打破农村信用社的垄断，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性。”徐忠说，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应适时放松对新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限制。为降低农村信贷交易成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对贫困及偏远地区农民自愿性移民采取鼓励政策，也可以鼓励农村以社区为单位成立储蓄和信贷互助组织，并将其纳入政府的有效监管之下。
　　对农村信贷资金供给不足，不能简单通过增加支农贷款和其他政策性贷款来解决，更不能依靠向农信社施加农业贷款的政策性压力来解决，必须依靠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来加以缓解。
　　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专家赖金昌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建立专门融资机构、提供补贴、强制业务配额等努力都是不成功的，农村金融的改革方向，是鼓励商业性农村金融的发展；公共支持也应通过商业原则和渠道提供。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放宽准入、鼓励竞争、允许市场利率、建立金融基础设施、维护行业的有序发展、打击重大欺诈行为等。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商业上可持续的、受众对象广泛的农村金融市场。
　　赖金昌说，农村金融面临信息和交易成本两大问题，政府最有效的帮助是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征信系统和高效的担保物权制度。中国农村的资产估计在20万亿以上，考虑到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不大，重点应放在动产担保物权制度改革上。“应有决心把几十万亿的农村资产变活，使它们成为借贷基础。”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
　　为此，中共中央2004年-2006年三个一号文件均提出了创新农村金融供给的思路，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设立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2005年5月开始，在人行推动下，在山西、四川、贵州、陕西、内蒙古五省区设立民营资本经营的“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机构的试点，目前已有四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总计8300万元。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何广文教授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试点的过程，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和变迁过程。促进了中国金融领域内非国有体制的成分，是民间资本的阳光化，打破了农村金融领域的垄断供给，引入了竞争机制。
　　澳大利亚维克多大学程恩江教授认为，这种商业性可持续的小额信贷公司，明确的投资人和所有人，防止资金所有权不清和可能的道德风险，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当地政府对贷款可能的干预。在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试点的同时，应支持扶贫性和其他社会发展目标小额信贷的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不一定适合最贫困的地区或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的贷款可能仍需要一定的补贴。”
　　徐忠建议，为确保小额信贷商业可持续的目标，对还款积极和及时的借款人，可提高贷款额度和降低利率的给其让渡一些好处，并保证今后能够继续获得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